邓亚军：灾难现场的DNA斗士

　　人物档案

　　邓亚军，博士，中共党员，十七大代表。现为北京华大方瑞司法物证鉴定中心主任。2001年，她领导完成“中国水稻基因组计划”的测序工作。2003年“非典”期间，邓亚军三赴广州采集SARS病人血样。2005年获中国青年五四奖章，2009年12月荣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。

　　邓亚军心声

　　“我最大的性格特点就是遇到问题，不逃避、不抱怨，尽全力找到解决的办法。”

　　“能支撑自己那么做的原因，是对生命的敬畏和对事业的追求。”

　　邓亚军说，别人是“爱一行干一行”，她是“干一行爱一行”。从当初的法医，到现在的基因检测专家，她在工作中慢慢地爱上了自己的事业。

　　邓亚军现任北京华大方瑞司法物证鉴定中心主任。1996年，邓亚军毕业于西安医科大学法医系(现西安交通大学法医系)，后被分配到西安市公安局灞桥分局刑警队担任法医工作。想起当初选择法医这个职业，邓亚军说，那时有点儿“稀里糊涂”。

　　读高二的时候，邓亚军萌生了读医学院的想法。

　　“我大哥说，要想学医，那就学西医吧，西医里，法医属于公检法系统，将来好分配。那就学法医吧。”高考成绩一下来，她就报了西安医科大法医专业。上了学之后，邓亚军才发现，法医专业“一点也不好玩”。

　　“我们班只有5个女生。别的专业的同学看我们法医专业的女孩子都跟看大猩猩似的。我们去自习室占座，在桌子上写张字条‘法医系某某某’，绝对没人敢跟我们抢座。”邓亚军开玩笑说。

　　1999年，邓亚军考上了西安交大法医系的研究生。2000年9月，她来到当时的北京华大基因研究中心做硕士课题。鲜有人知的是，她带领团队参与“人类基因组计划”和“中国水稻基因组计划”，奠定了中国在生命科学领域的国际地位。

　　“人类基因计划”最早由美国提出，预计要花费30亿美元，参与的国家有英、美、日、德、法。“他们一旦做成，就意味着人类基因图谱在未来有可能被他们申请专利了。如果其他国家想要针对基因病研发药物，就要付高额的版权费。我的导师就带领我们参与了这个课题1%的计划，虽然不多，但是我们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代表参与此项目，避免了未来可能出现的很多商业麻烦。”邓亚军说。

　　2003年，“非典”肆虐。邓亚军和同事们坐不住了，为了研制出快速确诊SARS病人的试剂盒，必须尽快取得SARS病人的血样。邓亚军临危不惧，3次前往当时疫情最严重的广州去采集病人血样，并将样品安全带回北京。5月，为了检测出SARS病毒的特性，并研制出相应的抗SARS药物，邓亚军又连续在P3实验室工作了近3个月。“有人说，在P3实验室最多只能呆6个小时，可是我们一呆就是10个小时以上。有时候想想看，能支撑自己那么做的原因，是对生命的敬畏和对事业的追求。”如今说起这事儿，邓亚军显得有些“轻描淡写”。

　　她们的工作保证了捐赠给国家的30万份用于检测SARS病人的ELISA试剂盒的研制成功，为战胜确诊非典病例作出了杰出的贡献。“当时，胡锦涛总书记就是在这个房间里接见了我们。”邓亚军指了指自己的办公室，很自豪地说。

　　随着自己的业务水平不断提高，邓亚军接受的任务也越来越重。

　　2004年12月26日，印度洋海域发生强烈地震并引发了百年不遇的巨大海啸，数以万计的遇难者身份不明。

　　海啸发生后的第三天，邓亚军向中科院生物局和国际合作局等有关部门递交了再三修改的“请战”报告。“作为专业的鉴定人员，在灾难来临的时候，在第一时间内赶赴灾区，了解灾情，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职责。”邓亚军说，“我知道，这种大灾难总是伴随着各种恶性传染病、瘟疫等。我的心里忐忑不安，在去机场的路上，我分别给几个好朋友发了短信，告诉他们我有可能再也回不来了，希望他们还能记起我。但是，我没敢告诉年迈的老母亲。当时真的有一种‘壮士一去不复还’的感觉。”

　　“一旦踏上异国的土地，我们不可能只是代表北京基因组研究所，也不仅是代表中科院，而是代表了中国。作为援助组组长，我感到肩上的责任是如此重大，我们的身后，祖国和人民都在关注着我们。”邓亚军说。

　　此后，要吃的苦头可想而知。几个人蹲在地上，采样完成一批，马上又会运来一批。邓亚军这个组一天工作量大概是50具尸体的检测。“我们吃东西基本是在现场，刚开始会带一些盒饭蛋炒饭过去，但到后来，绝对不会吃米饭和豆芽，看着就像蛆。”但这些跟后来的DNA检测相比，还算是轻松了很多。

　　尸体高度腐烂，DNA检测几乎是对这些尸体进行身份鉴别的唯一手段，泰国的实验室又没有能力进行这么大规模的DNA鉴定。遇难者的DNA由哪个国家来做，谁来承担这笔费用，成了参加救援的各国人员共同关心的话题。

　　邓亚军作出了一个令人吃惊的大胆决定：“我们中国愿意承担这次海啸所有遇难者的DNA鉴定，而且承担相应的检测费用。”会议主席惊得嘴都合不上了，安静了30秒后，掌声四起，经久不息。

　　最初，邓亚军等人取的是牙齿样本，用牙髓来做。牙髓是牙齿里面的软组织，但是总也出不了结果。慢慢地，质疑声开始出现，泰方把牙齿样本转发给了英国、韩国等国家做，但是也出不了什么结果。

　　“必须要改变样本！”当时中国的鉴定技术遭到质疑，邓亚军还是坚持自己的鉴定方法并未出错，强烈要求换成骨骼。最终，泰国方面更换了样本，一共500份样本。两个月的时间，邓亚军带领团队实际检测了473份，成功率高达84.7%。远远超出了国际水平的50%。邓亚军和同事们以年轻的面孔，在高科技的国际舞台上，为祖国争得了这份荣誉，他们以国际最高的DNA检测成功率，证实了中国科技工作者的能力和水平。

　　如今的邓亚军早已是国内公认的DNA专家，全身心经营着鉴定中心。有时候，没钱的人找她做鉴定，邓主任大手一挥，费用全免，“我们做这个不是为出名，也不只是为了挣钱，而是为社会做点儿事情。”2007年，她建立起了国内首个免费查询的寻亲人员DNA数据库，帮助十几对失散40多年的人找回自己的亲人。邓亚军说：“社会责任感是激励我们的精神力量”。